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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阻力与推力

——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五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我在上课时告诉学员们，只要是一个稍为正常一点的领导者，都想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都想推动事情的发展，都想在历史上留下点痕迹，更不要说在中南海里身居高位的领导者。然而，当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期，当他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这片营地比我初到时改变了许多，而且是更加美好了。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不能估计过高，否则会贻笑天下；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作用也不能估计过低，否则会一事无成。让我们来看看几个小故事：

——毛主席：“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1972年2月一个寒冷的日子，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空旷而宽阔的跑道上，他开始了自己称之为“改变整个世界的一周”的中国之行。不过这个时候，尼克松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步可以发展到哪里，因为在日程表上还没有安排与这个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会见的具体时间，这对一个美国总统的出访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走下飞机舷梯的一刹，那把自己的手主动塞到周恩来总理的手中，以表示对当年杜勒斯国务卿怠慢周总理的歉意。不过，事情的发展比想象中要顺利地多，几个小时之后，尼克松就挨着毛主席坐在了中南海一把宽大舒适的扶手椅上，在这把椅子上，尼克松为中美关系所创下的业绩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尼克松十分赞赏戴高乐的一句名言：“非伟人成不了大业，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带着满足的心情，基辛格和尼克松都对毛主席说了一些过头话，基辛格提起了他在哈佛大学当教授时曾把毛的著作指定给他的学生们读。毛答道，“我的那些著作没有什么好读的。我在里头写的没有什么教育意义。”而尼克松说毛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他原本希望毛顺着这个思路说下去，而毛则回答到：“我没有改变世界，我只是改变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的确，尼克松不知道为了让他顺利成行，毛主席遇到了多大的阻力，下了多大的推力。首先，阻力来自于那些对林彪持同情观点的人，他们念念不忘的是美帝国主义是头号敌人，他们一直把蒋介石政府还与美国人保持外交关系视为不可调和的障碍。其次，阻力来自于从文革中发迹的“左派”们，他们在政治上的无知和实际操作上的低能，使得毛不会让他们参与此事，就是毛把自己的夫人江青安排陪尼克松夫妇看了一场《红色娘子军》，江青都惹出了麻烦，这个女人恶狠狠地问尼克松夫人，“你们为什么不早来？”再次，中国公众的情绪也不可小视，普通中国人在反美的氛围中生活了二十多年，让美国佬与毛主席握手言和在感情上难以接受。最后，阻力来自于毛的第三世界的难兄难弟们，那两个拿着我们援助物质的阿尔巴尼亚和北越对尼克松之行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而北朝鲜则干脆宣称美国总统到北京是“一手举着白旗，一手拿着讨饭碗。”正因为如此，首先，在准备期间，毛主席甚至比尼克松还要守口如瓶，他对每一个细节的安排都十分关注。其次，他始终关注海峡对岸的蒋介石的反映，他知道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与尼克松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高兴了。”再次，尼克松来后，除了他本人和周总理参与接待，就是让两个“厚重老成”的稳健派参与此事，一个是主管军队工作的叶剑英，一个是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先念。毛主席与尼克松的握手，不仅使得不少中国人从林彪事件的沮丧中重新振奋，也提高了毛主席在世界舞台上的威望。由此可见，尼克松的中国之行，最大的赢家依然是毛主席，而不是尼克松。

——邓小平：“把西藏拿过去，他们没那本事。”

1989年是一个多事之秋。那一年在国内外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有人经受住了考验，有人没有经受住考验；有人因这些事件脱颖而出，有人因这些事件败下阵来。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让我们把目光放在西藏。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西藏发生了由少数分裂分子策动的骚乱，从早期的乱贴标语到后期的聚众游行，从推崇达赖喇嘛到要求西藏独立和赶走共产党。西藏问题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也引起了党中央的关注。的确，西藏问题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有约占全国八分之一的面积，国境线长达四千公里，它的稳定与否还直接影响相邻的川、青、甘、云四省藏族地区的稳定，这些省区的藏区，面积和人口都比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大一倍左右。这一切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从当年毛主席和平解放西藏开始， 到1959年“西藏平叛”和随后的民主改革，再到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小将大闹西藏，到1980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实行了既不同于汉族地区，也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休养生息、放开搞活的经济政策，这个地区从来就没有少让中央操心，但总是难以在“强硬”和“怀柔”之间找的平衡点。1989年春天的西藏，人们思想不稳定，认识不一致，行动不统一。原来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对党中央西藏政策的理解不深，有“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怨言；而藏族干部则正相反，认为中央给的政策还不够，给的钱还太少，给的自主权还不大。此外，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一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吃白天的饭拉夜（野）屎”，总拿西藏的事情来攻击我们党和国家。

在此几年前，邓小平在会见一位德国政治家时说：“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出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当有人要真这样干时，小平同志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把事情办成。1988年12月18日，胡锦涛被中南海的“顶层设计小组”选中担任第八任西藏党的最高领导人，而3个月后则是考验他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关键时刻，对他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说，他从甘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的经历是他进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跨世纪接班人”行列的序幕，那么在西藏工作的经历才真正是他进入舞台的第一幕，而这一幕最精彩和最出彩恰是平定西藏的骚乱，且这出戏的导演恰恰是远在北京中南海里的邓小平。胡锦涛同志进藏不久，就遇到了两个在后来看起来是惊心动魄的两个时刻，一是1989年1月28日，我们党的老朋友，也是唯一能和国外达赖喇嘛抗衡的，西藏两大精神领袖之一的十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突然在后藏日喀则圆寂，享年51岁；二是即将到来的1989年3月10日，是1959年西藏叛乱的三十周年的“纪念日”，种种迹象显示，境内境外有人抓住这个由头再次发难。在西藏事件三十周年倒计时之际，3月5日，终于提前爆发了暴乱。从早上少数人到中午上千人，从大昭寺广场到八角街的四周，从口号标语乱喊到乱石杂物飞溅，从口哨引导到“哈达”指挥，从闯店抢物到沿街焚烧，到了当日下午枪声已骤起，整个拉萨成为一片狼藉。这样的状况持续到3月7日下午，终于晚19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实行戒严的命令》，戒严从3月8日0时起实施。这是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来首次对一个省级首府实施戒严，而且提出：“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当人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出现在拉萨市区达孜县拉木乡以西、堆龙德庆县东嘎乡以东地段的各个主要目标和道路要口，当56016部队从贡嘎机场的飞机上和从唐古拉山翻越而下向拉萨集结，很快，事态就平息了下去。而在日后《西藏日报》上刊出了自治区党的一把手头胡锦涛戴钢盔、与戒严部队官兵一起出现在拉萨街头的照片，以及回答新华社记者采访，不仅论证国务院戒严令的正确和及时，也重申了中共关于宗教、民族、统战的政策界限时，这位领导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已不容置疑。至于后来给班禅修寝宫，并率党政领导人参加迎请法体仪式，手持藏香走在八抬法轿前面；维修布达拉宫，并亲自参加义务劳动，这更是胡锦涛在西藏的锦上添花之笔。

——朱鎔基：“我用的是‘手工作业的方式’。”

朱鎔基总理是一个敢于按自己的主见推进工作的人，他的信条是“独立思考”。1998年3月19日，他以 “愿意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的开场白回答了记者们的谈话，当回答有人说他是“经济沙皇”时，他这样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还说：“只要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我相信本届政府将无往而不胜。”当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从这位共和国新任总理口里说出时，记者群中不知是谁带头拍起了巴掌，霎时，掌声如潮水般响彻大厅。”然而，人们不知道的是，就是为了“内阁”机构的安排，他历经了千辛万苦。一些香港传媒称，朱鎔基在闯两个“雷区”，一是国企改革的雷区，一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雷区。特别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建国后进行了数十次调整，但始终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圈。他在一次内部报告会上说：“机构非要改，要精简，不能再‘三个和尚没水吃’了，但干部很重要，很宝贵，要让他们各得其所。”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到国家发展大业，涉及到高层干部切身利益，涉及到人们对新班子决心和能力评估的事情，朱鎔基采取了最原始的操作方法，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用的是‘手工作业方式’，与部长们一个一个谈，有的要谈三四次，常委讨论，政治局讨论，中央全会上讨论。”其中最艰难的就是与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谈话，从1997年10月到12月，他与56个部委的负责人就机构改革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随后，到1998年春节之前，他又与96位部长、主任进行了第二轮谈话。朱鎔基是从不迟到的，但是在一次会议上他为自己的迟到而道歉：“昨晚谈话谈得太累了，今天早饭也没有顾上吃。”虽然，朱鎔基给足了这些部长们的面子，但是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制定，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亲自抓方案制定工作，而不是象以往由编制办拿方案，再由各部委提意见，最后编制办上交国务院的方案往往与中央的意图相差甚远。最后，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出台的方案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一是从机构上看，决不允许两个或更多的部门去办同一件事；二是从人员上看，那种三分之一的人干，三分之一的人看，三分之一的人倒干（拆台）的现象得到了改善。改革达到了最初的设想：待岗分流、定向培训、加强重点、优化结构。

从以上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领导者要想办任何一件事都是有阻力的，但办成一件事情却要看对阻力的突破，即推动力的大小。阻力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阻力来自于领导者自身，这既包括领导者对自己意图的不明确性，也包括领导者对自己方案考虑的不周全性，还包括领导者对方案实施后的信心不足。第二，阻力来自于被领导者，这既包括人们对领导者意图的不理解，也包括被领导者对自身利益的捍卫，还包括被领导者实施领导方案能力的不足。第三，阻力来自于共同作用于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环境，环境不成熟，再好的愿望也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既包括大环境的不成熟，也包括小环境的不成熟。总之，政治活动是一种各方博弈的过程，领导者没有思想和行为的准备是不行的。对领导者而言，对阻力估计不足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对阻力考虑太多是一个愚蠢的悲观主义者，因此，既不要奢求和强求每一个人的追随和支持，也要坚定不移地去推进我们的事业。

中南海：正常与反常

——北京城借调生活随笔之四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中南海是我们国家“顶层设计”最重要的场所，当今中国演绎出大大小小的事件大多来源于此。能够到中南海里走一走是我儿时的梦想之一，没想到在北京借调的时候实现了这个梦想。那是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前期，作为会议筹备人员我有幸到里面参与了会议文件的修改和校对工作。当我们在“海里”（这里的人都这样称呼）机关食堂吃完饭，沿湖边散步时，虽然每隔一段都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而且远方从大楼里出来走到小汽车旁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在电视上才能看见的公众人物，但陪同我们散步的中办的同志让我们把这看成是正常之事，没必要大惊小怪的。的确，外人认为不得了的事情，圈子里的人往往认为是正常的事情。无独有偶，前两周，我在给我校国际教育学院赴新加坡留学的中学校长们上完课后，在下楼时，我问一位校长，现在的学生调皮倒蛋是不是不好管理。这位校长说，我认为学生处在青少年时期，调皮倒蛋是正常的，不调皮倒蛋才是不正常的。

   的确，作为领导者来说，什么东西在他眼里是正常现象，什么东西在他眼里是反常现象，这不仅影响到领导者本人的决策，也影响到受其决策的作用对象。无疑，这是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研究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领域之一。首先不同的人由于其判别事物的标准不同，所以其对事物评价结论也不尽相同，在这个人眼里正常的事情，在那个人眼里就未必正常；其次，对某件事情判别的结论，在没公布之前，往往是领导者最秘不宣人的东西，在公布之后，往往也是领导者最不愿谈及的问题；最后，领导者的分析性思维和直觉性思维往往是动态平衡的过程，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同一事物的判断。另外，我们研究这个话题还有两个问题，一是关于信息量的问题，二是关于结论的可接受性问题。其一，作为基层的研究者，我们离核心决策圈的距离太远，不仅信息量不够大，且许多信息仅限于二手信息；其二，前者虽然是个问题但还不大，后者要大一些，这和我们国家政治文明的进程联系在一起。不过我认为，作为学者，只要我坚持“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原则；作为一个现职干部，只要我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原则，问题就不大。基于此，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调子：讲早些年的故事，讲官方认可的故事，讲经典的故事。

    经典故事之一：“高饶事件”。“高饶事件”是邓小平同志在文革后，在主持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建国以来党内发生的若干历史问题中两个没有完全改变结论的问题之一，另一个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高岗、饶漱石两人，思想作风、个人品质都是很恶劣的，高岗私生活的腐化，更是令人不齿，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高饶问题的要害，是他们有严重的个人野心，私欲恶性膨胀，妄图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了起草好《决议》，小平同志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他不仅说：“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还详细回忆了当年高岗与他和陈云串联试图搞掉刘少奇，以及他和陈云如何警觉并提醒毛主席注意的往事。1954年，新的宪法颁布后，党对国家的控制加强了，建过初期一度权力很大的六大行政区也取消了。在这六个“独立王国”中最让毛主席不安的是“东北王”——高岗。高岗这个人好面子，讲虚荣，爱排场。这些在毛主席眼里都属正常之事，因为，毛曾对党内的同事们说：“只有高岗同志不犯错误。”对此，高岗还得意洋洋，常引这段话话作为自己一贯正确的证据。他还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就象破衣烂衫的乞丐。”甚至自吹，“如果我当时不接受毛，他哪里会有今天。”但是后来，高岗的两件事情让主席感到他不正常。第一，高岗与苏联人的关系，让毛感到受到了威胁，只是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斯大林还没死，暂时不好动他而已。第二，高岗调到北京之后，开始与军队的高官进行不该有的“接触”，并且希望当总理，且联手试图搞掉刘少奇，尽管他并不谋求取代毛做党的主席。至于“华东王”饶漱石也是因为搞地下串联活动而牵扯进去的。后来，毛回忆到：“我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形势朝着有利于毛的方向发展，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的签订，东北的战略地位下降了；随着斯大林的去世，高的外国后台消失了，其实出卖高岗的人中恰恰有斯大林，他让人把高与苏联驻北京大使关于中国内幕的谈话记录转交给了毛。“天晓得斯大林怎样想到会这样做”，这是赫鲁晓夫的恰当评价。最后的摊牌是在1953年年底到1954年初，毛向高、饶发起了攻击，并撤了他们的职。高岗在被审查的期间吃安眠药自杀，结束了自己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1955年春天，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宣布包括高岗在内的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反对党的最高领导，但高岗“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以自杀来表示他对党的最后的背叛。”而在毛的开幕式讲话中，他谈到高饶问题：“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正常与反常”，第一，与外国人的交往是可以的，但借外国人来压自己人是不可以的，前者叫“友好交往”，后者叫“里通外国”。第二，对自己的功劳、苦劳、疲劳与自己的地位不符，找个领导者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搞地下串联，拉一派打一派是不可以的，前者叫“反映情况”，后者叫“结党营私”。

    经典故事之二：小平南巡讲话。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巡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他一路上就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发表了讲话，讲话被整理成文，也就是著名的小平南巡讲话，现在官方称南方谈话。讲话要点分为六个部分：第一，政策不能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第二，改革开放要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三，发展是硬道理，要加速、高速的发展。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第四，坚持两手抓。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第五，关键在人。中国的事情……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第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凡政治领袖的重大之举，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用我们党元老级人物之一的薄一波话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是一次“关键的时刻的关键谈话”。1989年11月9日，这是小平同志正式退休的日子。4天以后，他会见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这里所谓“百分之百”，按照邓本人的说法，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所以，《人民日报》在刊登这个消息的时候说：“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一个已经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不得已，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然而，政治就是那些例外之事，1989年6月之后到1992年2月之前，全世界象发生了“多米诺骨牌”倒塌一样，一系列看似与中国无关，但却关联极大的事件接踵而至。从国际上看，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了低谷；从国内上看，一部分人处于好心和不知何心对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大加鞭笞，“左”的思潮甚嚣尘上，许多人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处于沉闷、彷徨、疑虑和无所适从。一句话，“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大问题。作为一个还有思想、还有责任感的老共产党员必须站出来，为他制定的路线做最后一搏，时年88岁的小平同志再一次成功了。就如上一次他东山再起时那样，他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正常与反常”。第一，人们对我们的事业有这样那样的批评意见是正常的，这对我们改进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某些人借此妄图从根本上否定我们的事业就不正常了。第二，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总是有些人“左”的色彩要浓一些，有些人“右”的色彩要浓一些，有些人“中间”的色彩要浓一些，这是正常的。但是作为领导者没有一个鲜明的倾向性，甚至随风倒就不正常了。所以小平同志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还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

   经典故事之三：“三讲活动”。1998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的意见》。12月5日，中共中央部署1998年、1999年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为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由美国人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撰写，在大陆公开发行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在第57节中这样描述了这个问题：“江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党的肌体中的这些最坏的部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这是个富有意义的目标，却又是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江的武器之一就是在党内发起再教育和整改运动，称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的目的是要提高党的效能，增强党员素质。‘党建’——江以此来指称加强党的建设——是他一贯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进程，江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

   “三讲”活动是在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在党内开展的最大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的一些基本观点和做法，不仅对当时整顿党内的某些风气有好处，也为后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如讲学习是讲政治、讲正气的前提和基础，全党同志要努力学习，各级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学习；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就要做到立场坚定，头脑清醒，旗帜鲜明；要在党内真正造成一种浩然正气，要亲贤臣、远小人，要重本色、保气节；要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要敢于和善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此等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正常与反常”。第一，一个社会上的一般大众对某些事情不感兴趣是正常的，改革开放这些年，你要让公众对与他们自身关系不大的事情产生并保持兴趣是困难的；但是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如果没有对那些比自己身家性命更大的事情感兴趣就不正常了。第二，作为有近7000万党员的执政党，在一个大国长期执政出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些问题形成一种习惯，成为一股风气，而党的领导人还熟视无睹，习以为常那就不正常了。要不然江泽民就不会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而胡锦涛也不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写下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从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对“正常与反常”政治格局和政治事件的判断，反映了他们良好的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体现了他们作为政治家的素质，也给了人们深刻的启示。

中南海：当家与管家

——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三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什么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不同学科有着各自的不同，而研究领导科学和领导艺术就是要研究我们党自己的领袖人物，否则就谈不上“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因此，我们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的研究重点就是我们党的“三代一届”领导集体。所谓“三代”，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谓“一届”，就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研究领导集体，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要从结构和素质入手，既研究领导者个体，也研究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而不研究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难把领导者个体研究透彻的。这是因为，人与人是有差异的，正是这种差异性使得我们社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人与人是可以互补的，正是这种互补性使得我们社会呈现出齐心协力的景象。并且，人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往往是动态的，是不平衡的，人们最感兴趣的也是这些不平衡的地方，并根据自己的视角和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在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党的“八大”确定的“毛刘周朱陈邓”以及八届五中全会确定的“毛刘周朱陈林邓”，都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这也是我下功夫研究的重点。不过，我上课时给学员们讲我们党的领袖人物，讲的最多的还是毛主席。这不仅源于他的确是那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还源于我是毛主席的忠实信徒和追随者。我的头20年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世界观的形成主要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我的人生之路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两年多的知青生活奠定了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是，我现在的学生是大多数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7080”代，他们看问题的角度，看问题的结论，与我们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比如，他们常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毛泽东”，而不大讲“周恩来”？对此，我总是这样回答的，第一，这两个领导人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其中周总理的人品尤其是值得推崇的，共产党有今天，连我们的老对手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都不得不佩服我们的周总理。第二，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大多数时间是很好的，也是人们关注的，虽然人们得出的结论也许未必一致，但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亲者快仇者痛”。第三，从领导学的角度来看，二个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建国后，这也可以用一组概念来概括，那就是“当家之人与管家之人”。

   1964年初冬，著名儒学大师马一孚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与周恩来。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寂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 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 这两副诗联不仅表达了作者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敬仰，也反映出了这位理学家对两位伟人个体特征和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的确，毛主席是当家之人，其特点是“小事不管，大权独揽”，是一个管方向、管路线之人。而周总理是管家之人，其特点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是一个管眼前、管细节之人。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们在大的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他们都忠于自己的信仰，都相信自己所做事业的合法性，都不遗余力地为着自己早年设定的目标努力奋斗。只是在具体问题上，在表达方式上，在操作手段上，两个人的确存在着差异。比如，在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时间和速度问题上，有时候毛主张走快一点，而周主张走慢一点；有时候周主张走快一点，而毛主张减缓速度。

   毛主席是当家之人。毛作为当家之人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自始至终善于“抓大事，揽全局”。毛是一个典型的“路线型”的领导者，他从来都是把具有自己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看成是比天还大的大事。正是在这点上，毛不仅比他所领导的人民群众站得高、看得远，也远比他大多数同事站得高、看得远。毛的领袖地位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他总是敢于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略，他说：“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只靠旧黄历是行不通的。”这个新东西来自何方，只能是来自新的社会实践，而不是某些经典著作。他曾经告诉过参加某次会议的同志们：如果一个人尽相信书本里说的，还不如什么书都不读好。他非常喜欢说，一个人“书读的越多越愚蠢。”当家之人就要敢于做甩手掌柜，拿的起，放的下。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为了某些国际问题的细节请教于毛主席，毛主席客气而又坚定地回答：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当家之人就不要怕人家评论，甚至是骂娘，但又要听得进去意见，善于总结经验。毛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还说过：“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主席作为当家之人必须对1949—1976年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负责。他老人家这个家当得好的时间有之，当得不好的时间也有之。作为一个小人物，作为一个老人家的崇拜者，我是同意他晚年对自己错误和成绩“三七开”说法的。何况中国这么大，要当好一个家谈何容易。对此，既不要傻到高举“两个凡是”之旗，不敢越毛雷池一步；更不要学文革后某些酸臭文人对毛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全面否定的做法。其实，毛要不死，你他妈的敢打？

   周总理是管家之人。周作为管家之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会和事、会办事”。周是一个典型的“事务型”的领导者，他从来都是把毛的指示落实、把方方面面揉到一起来、把具体事情办成，看成是比天还大的大事。自从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从此以后“周总理”这个词就享誉国内外。他使对立各派调和起来的技巧，为他赢得了“和事宰相”的雅号。周总理处理问题一是周到，二是迅捷。大文学家郭沫若这样评价周总理：“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有如电火行空。”党内外名人学者喜欢将周恩来比之为西周时的辅政大臣周公旦，尊称为“周公”，并常常这样称颂周恩来：“周到、周到，周公一到，一切周到。”毛泽东也曾用“周公”尊称周恩来。1949年12月2日，他在致柳亚子的信中写道：“周公确有吐握之劳”。这充分体现了毛对周总管一切、日理万机的才能与政绩的肯定。美国记者斯诺也认为，“周喜欢抓每个计划的具体执行，问题越复杂越好，而毛则对此感到厌烦。”管家之人就要会算帐，周恩来历来重视算帐。他曾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者必须注意算帐。周总理的“加减乘除”是出了名的。他把乘法和除法用在产生和消费上，把加法和减法用在资源和人口上。他说，中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生产”一用除法，分摊到每个人的就不多，而“消费”一用乘法，全面总消费就多了。他还说，我国的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一是耕地少，二是森林覆盖面积少，因此要注意节约资源，同时我们国家人口增长太快，因此要搞计划生育。一位财政部老部长回忆道：“周恩来的记忆力非常好，对每年预算中个大项目的开支，例如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基本建设费、对外援助费是多少，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候还有意识地考考我们。周总理要求，搞财政工作的人，要训练自己对数字的记忆能力，国家财政预算的重要数字，一般都要能记住两三年的。”

    当家不易，管家亦不易。这个不易，既包括他们自己承担好自身角色的不易，也包括他们处理好彼此的关系的不易。毛和周的关系可以说是当家人和管家人之间关系的经典。周和毛的关系既是历史形成的也是禁得起历史检验的。这首先源于毛对周的信任。有人观察过这样的细节，毛主席与他人交注中，直接而简便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少见的，但他对周恩来的称呼就多种多样：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而有时又称“总理”。这个细节反映出二者的关系：信赖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亲近。他们之间相处不必拘泥礼仪。一位法国人士回忆毛主席接见过他，周总理坐在旁边一把椅子上，闲散地一页一页地阅读一份报纸，显然对他们的谈话丝毫没有注意。这位访问者评论说，“你想想会有什么人坐在戴高乐身边看报纸！”其次，这也与周对自己的定位有关，他为了让毛主席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有的角色。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他：您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些更大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周作为管家之人不仅为毛的事业锦上添花，也替毛的事业身背“骂名”。不过，周也不是对毛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致的，在1958年的大跃进后，周同主席发生了直接的争论。他对这一政策在经济上的不明智感觉如此强烈，因而一反常态，导演了一场来自各个方面的反对，使其同心协力到这样的方式使毛不得不让步了。毛暂时退到了二线，直到几年后高举“阶级斗争”的金箍棒重新打将过来。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两个人的关系，毛始终认为周是在帮他，这与毛和刘少奇的关系截然不同，也许正如一位外国人的评价：“如果毛是光辉的、反复无常的航海家，周则是耐心的水手长，他保持引擎不断前进，使水手们勒奋工作，供应不断得到补充。”

    我非常赞同英国人迪克·威尔逊的观点，他既写了《毛泽东传》也写了《周恩来传》。他发现在毛和周的关系中有一些潜规则：其一，似乎是周同毛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关系，但是他必须同它的追随者讲和言好。其二，虽然他可以同主席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于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他绝对不会组织一个反对他的派别。（也就是说周只做发言人，不做代言人，我在《中南海：发言人与代言人》一文中会详细阐述）虽然周自己也有一批追随者，但是周只让自己成为精神领袖而不是政治领袖，而在那个时代只有毛主席既是精神领袖又是政治领袖。再次，周从来没有犯过把政策置于原则之上的错误，在他习惯的思想意识里，个人的成败是无足轻重的，他发挥了一种艺术去调动和发挥别人的力量来达到他的理想。周的两个角色层超凡入胜的：政策决定之前他是顾问，政策决定之后，他是执行者，这两个角色都是“公仆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做高级幕僚最需要的心理品质，“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正是如此，在党的领导层里，地位曾经高于毛的所有人中，只有周继续不断地留在毛的一班人中。当然毛与周的关系，不仅是源于他们之间的情趣相投，更是源于他们之间的相互需要。对周而言，他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共产主义的生命力应该来自一个农村的、懂得农民怎样生活、怎样思想的领袖。从毛这方面来说，他需要一位在世界上代表这一运动的外交家。周恩来逝世后，美国合众国际社曾这样评论：周恩来是中国“总管一切的人”。是一位有高度才智和惊人精力的人物。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为“新中国”制定主要的方针政策，但是他必须依靠周加以贯彻执行。

    早年周曾经是毛的上级，在1935年的遵义，周做了戏剧性的转变，从毛的上级和批评者转变为他的追随者和支持者。这也是国内外研究周总理的学者最困惑的一件事，有人从周小时候过继数次的经历来解释，有所谓“个性说”；有人从周留学欧洲数年，其在国外经历的长度超过政治局同事的总和，深受欧洲人“绅士风度”的影响，有所谓“西方影响”说；有人从周祖籍浙江绍兴多出谋士少出帅才，有所谓“师爷说”；有人从周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达顶摘冠的经历来解释，有所谓“权谋说”；也有人从周全心全意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考虑自己的得失，有所谓“使命说”。不过从历史学来看，“史料派”和“史论派”从来就互不买帐，史料派讲求历史的真实性，关心的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史论派讲求历史的合理性，关心的是为什么在历史上会发生这些事。我是倾向于将“史料派”和“史论派”结合起来的人，且偏重后者，而论一个人往往与当事人没有太大关系，与论述者本身的政治倾向、学术功底和为人品格倒关系颇大。

中南海：智力与智慧

——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二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教授

陈海春

在教育部借调工作时，我闲来无事就沿着长安街由西向东走一走，一来可以散步锻炼身体，二来不定可以看到什么稀奇事。从西单到天安门就必须路过新华门，新华门为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位于西长安大街上，现在不对公众开放的，门两旁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的标语，大门中间稍后的一个牌坊上写着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为人民服务”。这几天，新华门前的警卫似乎比平常多了一些，那些小伙子不用穿军装你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因为，其个头、其长相、其做派，不是干那个的，可能有那么多人都似乎从一个模子倒出来吗？

哦，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先生正在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的告别之旅，因为，此次美国大选小布什总统又搞赢了，还得在白宫待上四年。而鲍先生的老婆可不让他再干下去，老鲍已经陪了布什父子两代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布什家族推销员，再干下去老婆就有意见了。中国人是讲交情的，老鲍虽然要下台，但此人对中国还是不错的，我们的锦涛总书记要见见他，不然就不给面子了。当然，外交讲对等原则，温家宝总理更是要好好款待他，因为，大约11个月前，温总理就以任总理不满一年的经历访问过美国。美国政府给了他极高的礼遇，而且，老鲍还在家里“设私宴”款待，自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他以“私人晚宴”形式只招待过4名外国领导人，即墨西哥总统、波兰总统、菲律宾总统和肯尼亚总统。温总理既是受到此礼遇唯一的中国领导人，也是受到此礼遇唯一的政府首脑而非国家元首的人。

相比起来，温家宝比鲍威尔的智力要好一些。通常，人们将智力用于估计目前学习的能力，但并不是有效学习的唯一因素。在心理学家眼中，智力是一种偏重认识方面的能力。它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注意力和思维力等五个基本要素，其中，思维力又是智力的核心。当然，智力也不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许多特征都是和它有关的，因此，人们一般把那些看似很聪明的人认为是“智力高的人”。据说，温总理在老鲍家里吃饭的时候，老鲍说：你看我们俩都是学地质的，可你学成后可以搞技术，而我只能去从军。温总理谦逊地说：你从军现在当国务卿，我搞技术现在当总理，我们这叫殊途同归嘛！不过，据了解，温总理的确比鲍国务卿会读书，先不说温总理读的是我国最好的地质大学——北京地质学院，而且是文革前的研究生，真正的凤毛麟角；就是温总理所在的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出过两任共和国总理，就足以让老鲍傻眼了。

鲍威尔是个极富政治智慧的人。通常，人们认为智慧是一种更高的智力，主要是指解决问题的能力。智慧对于人们的选择很有帮助，人们一般把那些看似很善于处理问题，解决事情的人认为是“智慧高的人”。智慧的来源主要是“阅历”，是不断“试错”的结果。人们智慧的差量，主要取决于他们所受教育的程度、经历的事件和必须面对的种种情景。因此，也有人称其为经验智力和情景智力。所谓经验智力，是指人们对于在两种极端情况下处理问题的能力；而情景智力往往反映在对日常事物的处理上。鲍威尔的父辈早年从加勒比海小国牙买加移民到美国。他出生于纽约，在贫困中长大，大学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此后的大半生都是在军营中度过的，参加过越战。1989年，52岁的他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美国最年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在沉寂数年后，2001年又在小布什总统的政府中任国务卿直到届满。他不仅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要职，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务卿，他的军事领导才能和政治斡旋技能享誉美国军界和政界。鲍威尔的成功得益于他是一个懂政治的人。政治是一门需要忍耐的行当，因此，他有这样的惊人之语：“在所有显示力量的事物中，克制最能给人留下印象。”政治是一门要面子的行当，因此，他有这样的名言：“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那一类往往形式比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政治是一门讲规范的行当，因此，他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后的第一天，就为自己定下了这样的规则：1、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到新的一天来临时，它会变得好起来。2、有时可以大发雷霆，然后要平静下来。3、不要让你的自我太靠近你的职务，以免失去职务时，也会失去你的自我。4、不能干那事。5、小心地作出抉择，选中的应该是可以做到的。6、不要让专家的因素妨碍你做出明智的决策。7、不要给别人拿主意，也不要让别人给你拿主意。8、永远不要忘记检查细节。9、荣誉共享。10、头脑冷静，待人宽厚。11、高瞻远瞩，严格要求。12、不要受恐惧与犹豫的影响。13永远乐观，力大无边。

但是，你如果认为温总理仅仅是一个智力很高的人就大错特错了。你不妨听听2003年3月18日温总理在就任总理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是怎么说的。他说，我从在大学学地质到从事地质工作整整25年。这期间大部分是在非常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度过的。他还说，我在中南海工作了１８年，这是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我目睹了在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我经历了这场伟大的实践。而当一位外国记者问他今后的工作风格会怎么样？他是这样回答的：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在我当总理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经历本身就是财富，经历本身就是本领。温总理有过低头搞测量的25年，其间，他不仅搞技术，也从事政治工作，他做过地质力学队的技术员、政治干事和队政治处负责人，而1985年他是从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任上到中南海的。在中南海的18年，他不仅低头拉车，也抬头看路，不仅通过勤勉和精细的工作，得到了主管领导的认可；也在重大的原则问题和事件中通过按程序和原则办事，得到了主要领导的认可。而当他担任总理一个月后的“非典”事件中，他以昂头的姿态稳定了局势，赢得了声誉，树立了“温家宝式的魅力”，按美国前总统尼松先生的话说：大的人物、大的国家和大的事件，三者共同构建了领袖式人物的魅力基础。是呀，低头是为了抬头，抬头是为了昂头，这不是政治智慧是什么？

对于从政者来说，智力和智慧都是成就事业不可缺少的。没有智力，你会被认为是一个愚蠢的人，得不到起码的尊重；没有智慧，你会被认为是一个迂腐的人，得不到晋升的机会。一般而言，智力主要解决那些与事实性相关的问题，解决那些确定性的问题；而智慧则主要解决那些与程序性相关的问题，解决那些不确定的问题。搞技术的人把事情做成即可，搞政治的人则必须按照规则把事情做成；搞技术的人对那些比较程式化的东西处理起来往往得心应手，搞政治的人则对那些非程式化的东西处理起来往往得心应手。因此，有智力的人善于处理技术问题，有智慧的人善于处理政治问题，这就是结论。

中南海：技术与行政

——北京城的借调生活随笔之一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教授

陈海春

引子：1999年春，我被学校借调到教育部工作，后来又陆陆续续去过若干次，大致在4、5个司局工作过。在北京城借调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段，我在北京城是一个生活匮乏但思想富足的人。那是一个在基层闻所未闻之地，见所未见之地，思所未思之地。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低姿态、勤工作、观大事”：低姿态就是要学会装孙子，这里的大爷特别多，轮不上我们做大爷；勤工作就是努力把领导交办的工作做好，既不失职，也不越权，而我们这些人原本就没有权；观大事就是将对学校发展有关的大事记住，在为部里工作之余为派送我来此工作的校领导服务，因为，原单位的领导才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们这些在北京所谓“借调”一族的同志们大多如此，不过我还有一个收获就是在工作之余思考和撰写了一些东西。这几天，刚好我把学校“两代会”的主文件做好，有些空闲的时间，就把原来写过的东西稍作修改，再写一些新的东西，组成一个“北京城借调生活随笔”系列。

从教育部往东不到二公里，穿过灵境胡同，就到了府右街，府右街旁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南海。中南海指北京故宫西侧的两个连通的湖——中海、南海，以及附属建筑群的总称，也称西苑，1949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驻地和部分国家领导人居住地，因此，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高层的代称，有如美国政府之白宫，英国政府之唐宁街10号。中南海现在的主人是我们新的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主要是政治局常委们和中央书记处同志们办公的地方。按照党章的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并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历史经验表明，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和发展，必须有正确理论和路线的指引，必须有坚强的领导集体。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在2002年11月15日产生的。十六大闭幕后的第二天，新的一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如下同志组成，他们是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这样一批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干部进入中央领导机构，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兴旺发达，前程远大。一个时代的领导集体有着一个时代的特点。从这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整体情况看，有如下特点：

——本届领导层最年长的是罗干，生于1935年；最年轻的是李长春，生于1944年。用锦涛同志在介绍常委时的话说“这是我们班子里最年青的同志”“这是我们班子中的老大哥”。可见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建国之前出生，不少人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对旧中国的苦难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对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有着直接的感受。

——他们的学业，特别是大学学业是在建国后，“文革”前渡过的，他们是新中国 “教育十七年”的产品。因此，第一，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当时的“毛入学率”——同龄人口上大学的比例，就是百分之一左右。因此，他们比同龄人学识和修养要好得多，人们注意到：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无论是即席演讲，还是发表重要讲话，常常引经据典，表达政治理念，其文化底蕴和学识，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第二，他们得到了新中国最好大学教育，那个时期的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很明确，就是培养“国家干部”，国家给予这批人生活和学业的资助是其他时期的大学教育不可能办到的，因此，他们对党和国家有着极强的认同感和亲和力。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大多数是搞技术的，而且大多数时间在基层渡过，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比较“边缘化”的。因此，第一，从政并非是许多人的初衷，而早期的技术背景，给了他们早期的生存空间和实践场所。第二，在基层的多年生活，使得他们对中国的国情非常熟悉，即便他们有些人后来 “留学”过，但是与现在对中国国情知之甚少，又喜欢妄评天下的某些“海龟派”是不同。第三，“文革”中的边缘化状态，使得他们躲过人生的一劫，如果他们当时是“中心化”的人物，就不可能在“文革”后进入小平同志的“人事名单”，“文革”期间的“三种人”是小平用人的底线和禁区，这叫“路线出感情”；这也告诉我们，从政有个有趣的法则：你刻意做的事情对你未必是好事，而你不经意做的事情对你一生影响却很大。不过，“文革”十年对他们最大的教益是：宏观决策失误对国家和个人带来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对此决策者是要承担责任的。

——他们个人的发展得益于某些“机遇”。从干部晋升的角度看，所谓“机遇”一是指具体的人——“贵人”，二是指由导致自己发展的时代。没有某些具体提携者的赏识和重用，谁都不会自己用双脚走到特定的岗位，而没有某些特定的历史机遇，在有本事的人也只能是望天兴叹。第一，这批中央领导同志从政之路最初就是得益于邓小平同志干部的“四化方针”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因此，对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十分感恩的。第二，他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有些人本身就是这个集体的一员，因此，对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十分感恩的。第三，他们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通过二十多年的磨炼，他们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阅历，在观念、心态和能力上与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有着高度的同步性，作为新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是有能力驾驭全局的，是中国共产党当然的历史继承人。

——在他们走上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岗位时，他们是年富力强的，其中“四大正职”的出生年龄是：胡锦涛（1942年）吴邦国（1941年）温家宝（1942年）贾庆林（1940年）。中共领导人除毛主席外，邓小平1978年主政时年74岁；江泽民1989年主政时年63岁；与同时期的大国领袖相比年龄差距也不大：美国的布什总统（1946年），法国的希拉克总统（1932年）， 英国的布莱尔首相（1953年），俄罗斯的普金总统（1952年）。

不过，从领导学的角度，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他们的发展背景、发展路径和发展特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他们早年的理工科教育背景、刚走向社会后的技术工作的经历，以及后来从事行政工作所反映出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走了一条早期技术后来行政之路。

按照我国科分类标准，除军事学科外，有十一大门类，包括文、史、哲、教、经、法、理、工、农、医、管，一般来说，前6个称为人文社科类，后4个称为理工类，管理则横跨两大类。学习理工科的人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科学思维、科学实验、科学研究。学理工科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非常重视可操作性，光吹牛是不行的，要把东西做出来；二是非常重视工艺水平，只把东西做出来还不行，还要把东西做漂亮，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因此，理工科好学难混，数理逻辑是最严谨的，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跟着走，就可以走出来，但稀里糊涂混是混不出来的。这种严谨、求实、精细、踏实的作风和习惯，从校园带到社会，学术修养就变成职业素养。素养，指一个人在平时的锻炼和教养，是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和公众形象的综合体现；而职业素养，是指一个人在从业过程中稳定的表现。技术，包括工程，都是要真刀真枪干的，因此，它对人的知识和技能的要求是严格的，同时，对人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要求也是严格的。从书本知识到实际成果，给人带来了经验，带来了满足，带来了信心，也带来了认可。因此，早期的理工科学业背景和技术工作背景，往往是人后期发展的基础，甚至是发展的动力，这是被公认的事实。

行政工作是一个与技术工作完全不同的行当。所谓“行政工作”，狭义的讲，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使工作权力，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的一种组织活动；而广义的讲，就是指对公务或政务的推行和管理，人们一般指“行政工作”是后者。

许多人恰恰是因为技术工作做的好而得到了组织的认可、识别和选拔，让其转行做行政工作的。但不是什么人都适合的，有如当年的孙悟空从花果山的“美猴王”到天宫的“弼马温”是何等的难受；不是什么人都愿意干的，有如当年人们要爱因斯坦竞选美国总统，他却知难而退；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沿着新道路走到底的，我国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配合国家的“四化”大业：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现代化，小平同志起用了一批“四化”人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来替代“扛过枪、渡过江”的老同志，人们俗称“350工程”，即30年代左右出生，50年代左右的正规大学毕业生，可不少人几年后就出局了。

真正从技术岗位转到行政岗位，又能够走到较高位置的人才是高手。没有技术身份的优势，他们不可能遇到同龄人遇不到的机遇，从政从来就是可遇不可求之事；没有行政能力的优势，他们也不可能在同样有从政机遇的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走到最后。那么，在行政岗位上生存和发展，究竟有什么诀窍呢，那就是“规范”与“创造”。没有规范性，行政工作人员很难在组织内立足和发展，几乎所有的行政领导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无论你多么有才气和傲气，在这里，你得按照规范性来，否则，要么你走人，要么我走人。没有创造性，从业人员很难得到领导者的赏识和重用，几乎所有的行政领导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在这里，你得按照创造性来，否则，要么你走人，要么我走人。这是因为，每一个下属的规范性和创造性是组织规范力和创造力的基础，而组织规范力和创造力恰恰是领导者由下往上发展的基础，是他们的政绩所在。

领导不发展，你又谈何发展。由此可见，规范性和创造性，是行政工作人员毕生难以把握又值得追求的工作艺术！

领导魅力论

   ——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与方略魅力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

陈海春

红色牧师自述

学术问题通俗化

严肃话题生活化

复杂问题简单化

海龟理论土鳖化

第一篇 从政三议

毛泽东主席给儿子设计的发展路径

致毛岸英、毛岸青（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你们长进了，很喜欢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喜欢你们，望你们更好。

毛主席要求我们学习点有用的知识

书没有长腿，你可以随意打开合上。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师傅做饭要容易得多，比屠夫杀猪容易得多。猪有腿能跑，他必须捉住这头猪，他杀猪，猪会叫。放在桌上的书不会跑，你可以随意翻它，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吗？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点。

一 、从政之道

道就是规律，就是准绳，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道理，二是道路，三是道义。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一）道理

——书本：科学与艺术；

——阅历：智力与智慧；

——感悟：信念与信息。

（二）道路

——蝙蝠：技术与行政；

——肥瘦：米箩与糠箩；

——路径：自强与格局。

（三）道义

——对己：利害与善恶；

——对友：报恩与寡恩；

——对物：大义与小惠。

二、从政之要

要就是关键，就是标准 ，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讲政治 ，二是懂规律 ，三是树形象 。

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一）讲政治

——立场：忠诚与站队；

——头脑：敏感与鉴别；

——旗帜：选择与表态。

（二）懂规律

——天时：顺势与机遇；

——地利：项目与事件；

——人和：盟友与对手。

（三）树形象

——基础：内在与外在；

——业内：敬业与勤业；

——业外：生活与社交。

三、从政之位

位就是位子，就是角色，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为僚，二是为吏，三是为官。

生意做小了是做买卖，做大了就是做政治。

事业做小了是做技术，做大了就是在做人。

             ——一位IT行业少帅的高论

（一）为僚

——基础：点子与轿子；

——形象：谨言与慎行；

——本事：文字与关系。

（二）为吏

——基础：帽子与镜子；

——形象：勤勉与精细；

——本事：主管与主要。

（三）为官

——基础：位子与脑子；

——形象：虎气与猴气；

——本事：办事与传教。

第二篇：魅力九思

在过渡性和发展中的社会中，超凡魅力的领袖起着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就属于那种把人格的魅力与思想的魅力集于一身的超凡魅力的人民领袖。

                 ——詹姆斯·伯恩斯：《领袖论》

魅力之源

信息永远不会对称；

时空永远不会统一。

                 ——作者感悟

领导是指领导者在一定的环境下，为实现既定目标，对被领导者进行统御和指引的行为过程。领导者是那一类善于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他人思想和行为的人。

领导者魅力来源于领导者和追随者的一种落差，这种落差既包括领导者与追随者在心理上的差别，也包括能力上的差别。因此，所谓魅力，是指思想感情方面特别吸引人的一种力量。“魅”，从“鬼”，从“未”。

——从“鬼”， “魅”是“精怪”，物老则成魅。因此，魅力一般被认为是不知其渊源，不知其来自何处的力量。

——从“未”，是一种“差”，即显魅者与观魅者之间的落差。观魅者越弱，显魅者越强，“鬼力”越大。反之，观魅者越强，显魅者要想有魅力，就越要提高。

一 、领导者

受信赖的不是批评家，不是指出强人有何失误，或者指出干实事的人在那方面本来可以干得更好的人。荣誉属于那些在角斗场上翻滚的人，这些人汗流满面，血污斑斑；他们英勇的战斗；他们不断出现失误和缺点，因为只要做事，就免不了有失误和缺点。然而，他们确实努力干实事；他们满腔热情，洋溢着伟大的献身精神；他们自立于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如果有幸得到成功，终于能欢庆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胜利，如果不幸遭到失败，至少也是在敢于冒大险后遭到的失败，因此，决不能把他们同即不知胜利为何物，也不知失败为何物的冷漠胆怯的人相提并论。                   

                                  —— 西奥多 ·罗斯福

（一）地位

——职位：动能与势能；

——职权：奖励与处罚；

——职责：现实与历史。

（二）动机

——成就：组织与个人；

——交往：盟友与朋友；

——工作：谋人与谋事。

（三）能力

——影响：人格与方略；

——统御：顶层与基础；

——权变：径自与迂回。

二、追随者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畏之；

其次，侮之。

                            ——老子《道德经》

前人在研究领袖问题中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把领袖文化和追随者文化割裂开来。

领袖劝导追随者为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以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愿望和需求、抱负和理想。领袖的才能在于领袖看问题及行为方式以及其追随者的价值观和动机。              

                    ——《领袖论》

（一）动机

——交往：信息与感情；

——成就：动力与目标；

——工作：乐趣与成熟。

（二）心理需求

——模仿：形似与神似；

——崇拜：追星与羡慕；

——尊崇：上级与规则。

（三）实际需求

——生存：衣食与安全；

——发展：前途与地位；

——依存：关心与关照。

三、构建

能够得以幸存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慧的，而是那些最能适应变化的。

——查尔斯·达尔文

所谓构建，是指领导者的魅力与自然人的魅力不同，它是领导者自觉构建起来的社会性的东西。这种社会性的东西造成了一种落差，即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一种在心理上和能力上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动态的，领导者要想长久的保持某种魅力就要学会有效地产生和保持这种落差，这也是考验领导者政治智慧的关键。          

（一）依己

——底子：素质与形象；

——习得：学习与实践；

——保持：初始与守恒。

（二）依势

——大势：技术与政治；

——时机：战时与平时；

——规则：体制与机制。

（三）依技

——设计：包装与推界；

——距离：接近与阻断；

——视角：前台与幕后 。

魅力之基

人过留名，

   雁过留声。

在心理学中，人格是指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个体独具的、有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各种特质或特点的总体。

做人是做官的基础。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体现了领导魅力的基础。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就是领导者在被领导者心目中的威望和信誉，是使被领导者对领导者信任和服从的一种精神感召力；是被领导者对领导者有一种心悦诚服的态度。这种基于领导者个人内在素质和公共形象的魅力，是领导者对被领导者有一种权力难以达到的巨大影响力。

四 、激情

所谓激情，是指一个人的昂扬向上精神状态，主要体现在“三气”上，即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精神状态问题至关重要。天助自助者，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永远是自己发展的原动力。

激情产生于领导者对自己职业的认可和追求。激情的功能有三点：一是体现领导者的感召力；二是体现领导者的自信心；三是体现领导者抗挫折的能力。

要说明的一点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以及他的政治动机迸发出他生命的全部激情。

——德国“铁娘子”安格拉·默克尔

（一）晋升

——速率：飞机与楼梯；

——质量：糠箩与米箩；

——变数：对手与朋友。

（二）压力

——需求与限制；

——重大与不定；

——困惑与动摇。

（三）挫折

——时间：延迟与等待；

——结果：阻挠与失败；

——价值：冲突与选择。

五、责任感

没有责任感的组织，是一个无序和低效的组织；

没有责任感的从业者；是一个没有品位和形象的人。

所谓责任，指一个人在从业过程中应尽的职责；而责任感，指一个人对应尽职责的态度。

责任感主要通过态度与价值观展现出来。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由于其经历不同，地位不同，对同样的事物会形成不同的态度和价值观。这些不同的态度和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活动方式，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状况。

（一）态度

——认知：陈述与评价；

——情感：满意与内疚；

——行动：积极与消极。

（二）对人

——地位：职务与前程；

——人格：尊重与信任；

——感情：关心与关照。

（三）对规范

——规范：意义与层次；

——组织：氛围与制度；

——个人：习得与内化。

判断力是一种智慧，是一个人认识事物，把握事物发展趋势的能力。或者说判断力就是做选择的能力，判断力是把特殊包含在普遍之下来思维的机能，是为了能够把握趋势和把握重点一种思维机能，说的简单通俗点就是寻找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的能力。

就领导者而言，判断力是一种不带情绪的、冷静的面对现实和洞察现实的能力。在真正的政治家身上，体现着将炽烈的激情与冷静的判断力协调地结合在一起的特征；能够抓住他人容易忽视的复杂问题和事物；能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并能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在利用智慧和经验进行决策前，能够对信息进行批判性地研究和分析。

六、判断力

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具有战略的眼光，做正确的事情，把握事情的发展方向，更多的关注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到运筹帷幄。是否具有敏捷的判断力，并能够保持和提高判断力，将对是否做正确的事情起根本性的作用，以深刻而敏锐的判断力去掌握时机，才是领导者的本质。

判断力是一种智慧，是一个人认识事物，把握事物发展趋势的能力。或者说判断力就是做选择的能力，判断力是把特殊包含在普遍之下来思维的机能，是为了能够把握趋势和把握重点一种思维机能，说的简单通俗点就是寻找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的能力。

就领导者而言，判断力是一种不带情绪的、冷静的面对现实和洞察现实的能力。在真正的政治家身上，体现着将炽烈的激情与冷静的判断力协调地结合在一起的特征；能够抓住他人容易忽视的复杂问题和事物；能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并能冷静、客观地分析问题；在利用智慧和经验进行决策前，能够对信息进行批判性地研究和分析。

（一）创造力

——作品：新奇与有用；

——人物：灵活与独立；

——思维：发散与顿悟。

（二）边界条件

——制约：条件与自期；

——优化：目标与方案；

——平衡：收益与成本。

（三）基础

——阅百科：精深与规范；

——历千景：广博与准确；

——纳万物：偏好与理性。

魅力之本

领导者的方略魅力体现了领导魅力的根本。领导者的方略指领导者为了完成使命谋划和实施的通盘计划和策略。领导者的方略较之领导者个人的形象对一个组织更加重要，更加长久。

七、思路

坚持好的东西，修正错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

            ——李瑞环

所谓路线领导，是指总揽全局的领导，是指把握事态发展根本方向的领导。路线领导针对的不是琐碎的具体事务，也不是一时一地的任务，而是能提出明确的原则和普遍有效的规律，完成相当时间内重大的历史任务。正确的路线领导，能为群众提供正当的目标和权威有效的行动指南。成熟的领导，都有一整套明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一）形成

——视野：国际与本土；

——实情：传统与未来；

——个性：理论与经验。

（二）描述

——实惠：好看与好吃；

——结果：想象与可能；

——对象：好读与好懂。

（三）调整

——坚持：回顾与前瞻；

——修正：借鉴与弊端；

——创造：个性与共性。

八、资源

无论是物质资源、人力资源还是信息资源都是社会存在和向前发展的基础。

所谓资源指的是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或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的财富。其中自然资源，我们又可以更通俗的称之为物质资源；其他非物质资源又可以划分为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

资源有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有用性，二是稀缺性。有用性是指资源总是有其特定的功用，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功用；稀缺性是指资源总量总是有限的，我们要善于珍惜这些宝贵的资源，且不可视而不见，更不可随意浪费。

（一）人力

——组织：识选与用育；

——个人：进退与留转；

——关系：开发与保持；

（二）物质

——来源：产生与保持；

——内容：物质与资金；

——筹划：整合与增殖。

（三）信息

——速度：指数与线性；

——知识：直接与间接；

——主导：官员与公众。

九、推动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颠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

（一）原则

——动员：一般与个别；

——依靠：骨干与群众；

——借力：宝剑与东风。

（二）手段

——舆论：故事与气势；

——政策：竞争与转化；

——权势：说服与压服。

（三）权谋

     —时机：开头与结尾；

——坚持：高潮与低谷；

——分寸：轻重与缓急。

谢谢大家

                   林家大湾：敏感与鉴别

—在“林副统帅”家乡反弹琵琶“讲政治”之二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我在上课时告诉学员们，评价一个领导者政治上是否头脑清醒，主要看三点：一是对政治方向的把握，二是对政治格局的把握，三是对政治事件的把握。而要做到这三点，一是要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二是要具备极强的政治鉴别力。这就需要人们有很好的鼻子，有了它就可以嗅出政治方向的变化；需要人们有很好的眼睛，有了它就可以洞察政治环境的变化；需要人们有很好的脑子，有了它就可以判别政治格局的变化。从林彪从政生涯来看，他既有成功之处，否则不可能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也有失误之处，否则不会仓皇出逃客死他乡。让我们来看看林彪的故事。

    先来做个人格心理学关于“人生故事”的理论铺垫。该理论认为，故事是按照时间组织的用符号表示的对人类行动的说明。这个定义有三层意思：一是故事是按照时间为序列的，是特定时空的产物，不过在讲述时可以顺叙，可以倒叙，也可以插叙；二是用符号表示，它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种用不同符号的记录，可以是口述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是书本的，也可以是舞台的；三是它重在对人类行动的说明和解释，可以讲它是什么，也可以讲它为什么，还可以讲它原本应该怎么。人们借助故事来筛选或理解经验，他们设置情节、情景、人物来解释人们是如何和为什么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故事必须具有人物，人物必须要有目标，而且人物还不能顺利达到目标，否则就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尽管从原则上讲，任何基于目标的人类行动序列都能构成故事，但是人们只有选择性地描述某些事件和可能性，而选择的策略就是向故事中注入可能的危险性，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关注和欣赏。也就是说要有冲突，“没有冲突，就没有故事”。目标是故事的核心，冲突是故事的显现，故事特别针对具有目标的人物和不同人物彼此冲突的目标。（《人格手册：理论与研究》，第十九章：个人叙述与人生故事）

    ——讲讲林彪在政治上头脑清醒的故事。什么是发展？发展就是一个人有得有失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人的发展大多数时间是连续的，但也有许多间断点，而这些间断点往往就是影响一个人发展状况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和“里程碑式的人物”。林彪与毛泽东的相识、相交、相怨、相恶，一句话，林彪与毛泽东和他缔造事业的关系，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从弱不禁风的富家子弟磨练成身经百战的元帅，从一人之下亿万人至上的顶极位置变位蒙古草原上的一抔黄土。

    林彪这个人不仅善思考，他还有一个本事，就是勤于将自己思考的东西写成文字向毛主席汇报。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是逼着自己把问题想得更透一些，交给领导的东西是不可以马虎的，这有助于将自己的头脑始终保持清醒；二是让毛主席知道他在想什么，想的深度如何；三是让同样善于思考的毛主席与自己产生共鸣，产生好感。当然，林彪早年并不是一个完全投其所好的人，例如，在1930年元旦，林彪借新年之际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就写了诸如“红旗能够打多久”的悲观论调。毛在收到信后，用了一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达七千字的长信，这就是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发表的著名文章。现在许多人谈起这封信都是说毛对林的批评，其实我以为这不过是毛与林早期党内的正常交往和对问题的辨析而已，而且有一个人让自己的节假日中动动脑子也不是什么坏事，要不然这篇文章就不会成为毛泽东的“农村中心理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标志性产物。再来看一个故事，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地区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用事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巨大。林彪一夜之间成为抗日英豪，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但林彪并没有沉溺在胜利的喜悦中，他从我军的战斗状况、日军的战斗力、我军的伤亡人数及友军（国民党军队）的表现等方面入手，写了一篇涉及12条经验教训的《平型关战斗经验》，在该文的结尾中，他说：“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这个文章写完后又是首先呈送毛主席审阅。你能说林彪在政治上头脑不清醒吗？

     政治上头脑清醒就要善琢磨，熟悉林彪的人都说，他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脑子很少有闲着的时候，总是在思考问题。让我们看看林彪爱读地图的故事。林彪专注于思考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勤于堪察，爱读地图。他说：“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信心。读的方法是把地图挂起来，搬凳子坐下，对地图看，从大方面到活动地区，从地区全貌到每一段的地形特点。从粗读到细读，逐块逐块地读，用红蓝笔把主要山脉、河流、城镇、村庄、道路标划出来，边读边划；等地图划烂了，就差不多把地图背熟了。……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组织有关指挥员和参谋对作战地区和战场进行堪察、核正地图，把战场的地形情况和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都装在脑子里去，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这样，在你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下，可以比敌人来得快，争取先时，先敌一着，掌握主动，稳操胜券。” 再讲一个林彪教杨成武如何当师长的故事。西安事变后，抗大学员毕业，陆续分配工作，军委决定任命杨成武为一军团一师师长。杨成武过去一直做政治工作，希望仍干老本行，军委仍坚持原任命并委托作为校长的林彪同杨谈话。林彪对杨成武说了九条：1、要勤快，2、要摸清上级的意图，3、要调查研究，4、要有个活地图，5、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6、要及时下决心，7、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班子，8、要有一个很好的战斗作风，9、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再来选一个林彪在政治上头脑不清醒的故事。没有必要说林彪在政治上有过几次不清醒的故事，讲一个最终断送他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的故事足矣。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文革中天下大乱的阶段基本告一段落，对于毛来说，下一步就是巩固现有的秩序，促进国内各派势力的联合，实现他老人家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政治理想。然而，作为辩证法大师的毛深知平衡总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当时在毛的视线里，主要是在文革中崛起的两大派势力，一是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人马，曾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九大后势头下滑；二是以副统帅林彪为首的军事系统，控制了中央政治局的一半力量，九大后势头上升。毛从来认为，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有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因此，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秀才们不足为虑，但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东北虎就不可等闲视之。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刚没有一个不是当年在东北“四野”的旧部，把持了军委办事组，掌控总参、空军、海军和总后，到现在我都没有想明白，有毛主席在上，林彪怎么可能搞这样一个清一色的班底，这不是找死吗？林彪这个时候，无论如何低调都难难免有尾大不掉之嫌，更不要说坚持自己的某些主张了，而且是那些让毛十分难受的主张，这就是在历史上著名的设“国家主席”之争。

     国家主席是一国元首，对外代表国家，理论上说，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新中国的国家主席，第一任是毛泽东本人，后两任是刘少奇。在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国家主席便空缺了，对于毛来说，党的主席已经具有最高权威，重当国家主席实在没什么意思。问题在于，自己如果不当，这个位置理所当然应该落在林彪的头上。但林彪已经名义上掌控了军队，如果再控制政府权力，那么他的势力就远不是当年的刘少奇可比的了，政治格局将严重失衡。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毛泽东绝不会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才有了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之举，而且在各种场合连讲了五次，并一次比一次不耐烦。以林彪的政治阅历和经验，他不可能看不到这点，也许是利令智昏，也许是旁人帮闲，总之他的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降到了零点以下。在1970年庐山会议，也就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鼓捣有些人再次提起毛做国家主席之事，惹得毛大发脾气，声称再有人要设国家主席那他就下山。事情成了僵局，林彪也不好再开口提国家主席的事。他又调整主攻方向，先大讲毛泽东为“天才”，后又齐集火力攻击党内有人反对毛泽东是天才，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矛头直指张春桥。众多的中央委员不明内情，加上对中央文革等人反感已久，便一齐加入了炮轰。江青、张春桥等人极为恐慌，连夜来找毛泽东告状。毛泽东对整个事件是清楚的，只是没想到会闹得这么大。陈伯达等人揭批的一些张春桥不宣传毛泽东为“天才”的“罪证”，实际都是张秉承毛的旨意行事的，这就等于整到了毛的头上。于是毛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反击林彪一伙，这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故事：首先，打掉手无缚鸡之力的秀才陈伯达；其次，发动批陈整风运动，抓住庐山的事不放；再次，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角”等舆论和组织手段，分化林彪的势力；最后，亲自南巡，并一路上大谈林彪和他的黑干将的种种不是，以敲山震虎。几个回合下去，林彪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至于让自己乳臭未干的儿子去刺杀毛，这更是下下策。最后，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蒙古温都尔汗高原上一声巨响，林彪折戟沉沙，机毁人亡，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董必武说：“这是最好的结局。”而1972年，善用古代经典的毛主席，引用白居易《放言王首并序》中的第三首，对林彪其人做了评价：“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从林彪故事中，我们可以获得怎样的启示？第一，政治的故事，往往是参与者博弈的过程，所谓博弈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也就是说，博弈意味着通过选择合适策略达到合意结果。第二，政治的故事，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对当事人动机和行为的解释往往是不一样的，观察渗透着讲故事人的理论和经验。第三，由于“信息不对称，时空不统一”的法则，政治故事永远和实际发生的事情有着很大的距离，人们姑妄言之，你就姑妄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