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公众形象与公余形象
——“红色之旅”路途上的思考（延安篇4）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
陈海春
我在上课时告诉学员们，领导者要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所谓形象，是指领导者给人们的总体印象，它既包括领导者通过某些人格特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包括领导者通过某些政治业绩给人们留下的印象。领导者的形象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公众形象，二是公余形象。前者是指领导者在公众场合上的表现，以及公众对这种表现的评价；良好的公众形象不仅会得到公众的爱戴和尊重，也会使对手感到无奈和惧怕。后者是指领导者在私下场合上的表现，以及有可能近距离接触到领导者的人对这种表现的评价；良好的公余形象不仅会得到近距离接触者感到亲切和推崇，也会使自己感到舒适和自如。
首先，较之井冈山，延安是毛主席对外展示自己的公众形象最好的地方，对其事业发展的影响有着重大意义。这是基于以下条件的：一是他在党内的政治地位逐步提高并不断稳固；二是作为一个全国性政治集团的领袖他对外交往的合法性逐步提高并不断稳固；三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影响力逐步提高并不断稳固，在延安他渡过了四十岁到五十岁的一段时期。总之，延安无论对于毛的人生还是事业来说都是一个黄金时期：足够成熟，但又精力旺盛。
——毛主席的公众形象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深化的过程是与共产党组织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是分不开的。共产党在成立最初期，就需要并不断筛选自己的领袖人物。可是，无论是陈独秀、李立三，还是博古。王明都因为种种缺陷而难当大任，而李大钊等人却因为意外而不假天年。毛是一个身经百战而又毫发无损的人，是一个既有大志而又脚踏实地的人，是一个既善于团结同志而又极有主见的人，共产党需要这样的人做领袖。当然，选这样的人做领袖并不完全是基于毛的个人品质，其深层次的理由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的时候，特别是在日本人的入侵把这种对立的动态平衡打破时，共产党要全中国提供一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正是日本人给了毛这样一个良机，使他变成了一个全国家喻户晓的爱国者。而且，这个良机是动态的：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数年中，蒋委员长代表的国民党逐渐把脸丢尽，而毛主席代表的共产党逐渐长了脸。
——毛主席的公众形象是一个不断固化的过程，这种固化的过程与毛主席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在追逐党内领袖地位的过程中，始终明白自己强在何处，弱在何处，这是他与一切潜在对手最大的不同。当他意识到自己马列经典知识不如来自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时，在延安的初期，他几乎是废寝忘食地“饿补”由俄文翻译过来的哲学书籍。当他意识到斯大林对他的信任是极其有限和勉强时，在斯大林60岁的生日祝寿词中，他写下了这样言不由衷的话：“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最大王牌是土生土长时，他就用那浓重的湖南腔告诉人们：“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是由中国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我读过许多人写的毛泽东传记，无论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毛不断固化自己公众形象能力的推崇。
——毛主席的公众形象是一个不断圣化的过程，这种圣化的过程与追随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常识告诉我们，领导者的公众形象并不完全是领导者自己的事情，还包括追随者对领导者行为的一种猜测。对于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来说，这种猜测的总趋势也是善良的，这是研究领导者行为，特别是中国领袖行为的一个有趣的现象。而美国前政治学会会长詹姆斯•伯恩斯也曾说：“前人在研究领袖问题中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把领袖文化和追随者文化割裂开来。”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领袖是这种关系的一极，追随者是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但是，领袖与赤裸裸地行使权力的权力拥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与追随者的需求和目标紧密相连的。毛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为追随者谋利益，更为追随者谋幸福。谋利益会使追随者感到现实的快乐，谋幸福则会使追随者对未来有着更好的期盼和信心。一曲来自陕北的，后来几乎成为共和国国歌的《东方红》，把追随者的意识表达得再明确不过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来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其次，毛的公余形象较之他公众形象相比，更带个性化、更有趣味、更有人情味，但不要认为这只是他个人的事情，对其事业发展的影响也同样有意义。
——毛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甚至到了无拘无束的境界。这对于他这样地位的中国人来说是少见的，他不仅在自己的同事面前随意骂人，还在外国人面前做出一些让他们瞠目结舌的举动，如一个美国客人在与毛的谈话时，“看见他心不在焉地松下了裤带，搜寻什么寄生虫——即捉虱子。”毛还不按照当时军事化作息时间，他想工作多少时间就工作多少时间，通常一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但是也是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常常在太阳当头才起床，这往往使得与他配合工作的其他领导者叫苦不迭。毛在任何场合都不断抽烟，走路时没精打采，肩弯背驼，像个老农民。一位研究毛的著名西方学者这样写道：“这个卓尔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规蹈矩，并非仅仅因为规矩难以遵循，而是出于要超越既成之规的天性。清规戒律是一个根拐杖，他发现自己足以可以不用它，这就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而在我看来，毛的这种生活习惯和方式，既源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早年的动荡生活使他顾不上注意小节；也源于他当时生活条件的种种限制，延安的清苦比重庆的富足使他没有办法注意小节；更源于他的自信心，他没有必要靠小节来证明自己的能量！
——毛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很会在社交中找到乐趣。初期的延安，没有多少生机，这是一个古老而守旧，依偎在黄土高坡怀抱中的一个边陲小城。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一大群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带着各种各样的思想和期盼从中国各地涌入延安后，这里的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改变。特别是对于那些经历过物质和精神生活极为匮乏的井冈山人来说，对这种改变的体验就更深刻。随着时间一年年的推移，带有早期红军特色的斯巴达克式生活方式逐渐改变着，社会气候也越来越宽松，周末梨园舞会成为人人期待的活动。一个外国人这样写道：“你可以看见头发浓密的毛泽东穿着衬衫和延安大学漂亮的女学生跳着快速的一步舞。”毛还很会在与他人的聊天中找到乐趣。在延安，他不再是时而有人趋之若骛，时而没人理睬的政治人物。在这里，他想找谁聊天，就可以找谁聊天，无论你是来自西方的记者，还是来自大后方的知识分子；无论从前线下来的将军，还是田边地头的农民或放羊娃。
——毛是一个很注重亲情的人，需要家庭成员的关爱。说到家庭就不能不提到贺子珍和江青，她们两个都是毛早先的崇拜者，后来成为毛妻子。所不同的是，贺是毛在井冈山与第一次婚姻结束时的转接者，而江是毛在延安与第二次婚姻结束时的转接者。这不是一个完全悲剧性的故事。贺子珍，江西永新大户人家的漂亮、
当贺执意要走，而毛又挽留不住时，会有人来填补空缺的。一个比毛小近二十岁，早年称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后改名为江青（绿色的江水）的女性走进了他的家庭。虽然现在人们对毛与江青的结合有着种种评论，但我认为，至少在延安时期，作为家庭主妇的江青，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称职的。当然，据说这是在中央政治局对江青从事政治活动有明确限制下的结果。江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是有一点是明摆着的，她至少有25年没有在中共政治舞台上的前台亮过相，直到文革前期。至于说江青与毛的结合是江搞阴谋诡计的结果，更是无稽之谈，睁着大大的眼睛坐在前排向演讲者提问，怎么也算不上是阴谋，顶多算是藤缠树的一种技巧。何况，毛是何等精明的人，你哄的了他？只是作为“山大王”出身的毛，的确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根据地。（我突然想到江是毛身边唯一的一个北方女性。一般而言，同等聪明贤惠的女性，北方的比南方的在早期要低调的多，在后期要霸道的多。也就是说，北方的媳妇熬成了婆，婆定比媳妇霸道，变得让你目瞪口呆；南方的媳妇熬成了婆，婆还和媳妇一样，没有太大的变化。这未必是个规律？！）
写到文章的最后，讲一点题外的话。领导者对于如何把握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公余形象，有两点要格外注意：一是要注意讲平衡，要注意平衡自己的两种形象。“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公众场合要尽量绷紧琴弦，充分展示良好的公众形象，否则你会活着没有品位；而在公余场合要敢于放松琴弦，尽量展示本色的公余形象，否则你会活着很累。二是要注意讲保护，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两种形象。“信息不对称，时空不统一”，信息全对称了，就没有人会找你，否则你会活着没有安全感；时空全统一了，就没有人会始终崇拜你，否则你会活着没有成就感。最蠢的人是将两者混淆，在公众场合上以公余形象应对之，在公余场合上以公众形象应对之。切记：前者，人们会轻蔑而怠慢你；后者，人们会敬畏而疏远你。这既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今年是我国数级地方政府换届之年，多少人会在政治舞台上“进退留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平衡和保护自己两种形象的能力，同志们要谨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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