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协调关系，化解矛盾
—“红色之旅”路途上的思考（延安篇5）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中心教授陈海春
毛是个善于总结经验的人，在遵义会议之后，他开始在革命队伍里挑起了大梁，他对自己过去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某些失误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适当的调整。在延安期间，无论是在对外关系，还是在对内关系的处理上，他都显得比过去要娴熟得多，成熟得多。这不仅为了他的事业赢得了追随者，也为他自己的政治声誉赢得了好口碑。一句话，他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本事更大了。
——本事更大的标志之一，他有了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好的思想方法。这些思想方法既可以在他的哲学著作，如《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找到，也可以从其他政治文件中找到。概括起来看，有以下几点：第一，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认识到这点，才能不回避矛盾。第二，承认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对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特别要善于分析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认识到这点，才能有效地解决矛盾。第三，学会了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列宁语）。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毛认为，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本事更大的标志之二，他有了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好的方针原则。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的实践历程就是斗争的实践历程。共产党人好斗是举世闻名的，而且在如何正确处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上的败笔也是举世闻名的。从苏联前辈斯大林的“让政治对手自然生命消失”，到毛之前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者，都曾经对不同意见或犯有错误的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不能正确区分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敌我矛盾，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的做法，不仅损害了党的队伍，并且对共产党声誉的也影响很大。直到延安整风期间，才有了正确的方针，那就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帮助和挽救许多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全党，增强了团结。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毛还提出若干原则和要求。例如，对于开展党内批评，他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一系列方针原则，形成的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理论，是党长期团结的重要保证。
——本事更大的标志之三，他有了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好的工作方法。概括起来看，有以下几点：第一，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第二，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毛既没有对长征时差一点要他命的张国焘下毒手，直到张自己离开延安；也没有去惩罚和报复一直与他作对并作为28个布尔什维克棋手的王明，甚至在七大、八大还让他呆在中央委员会里，这比斯大林同志强多了。第三，对人和对事尽可能采取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压服的方法，一次不行就来多次。这些工作方法，都是为了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毛泽东同志对待山头主义和知识分子问题上，如何做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是值得单独谈谈的。
——关于山头主义。毛始终是承认有山头存在的，他说：“党内有党，党外有派；无党无派，千奇百怪！”但毛是始终反对山头主义的。当时，他认为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的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导致了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他认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同时，他也知道：中国的和外国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党内要尽可能地团结更多的人，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有许多部分，这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实际。离开了这个实际，中国革命就看不见了。有山头不是坏事，坏的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而不是山头。毛提出：“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山头的关系搞好了，首先是山内的，然后是山外的，山头主义很快就可以消灭了”。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在延安，毛开始了与中国很多富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对立和斗争， 这种对立和斗争持续了他整个的后半生。首先，毛并不是不知道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但是，处于现实的需要，他认为落后但是可靠的陕北农民比起来自东部的叽叽喳喳的知识分子对战争更有用。他可以对农民采取温和的土地政策，但对知识分子他认为没有必要。其次，他反对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界的知识分子为了艺术而艺术，他要求他们的每一项工作都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因此，他极力反对他们的艺术作品描述根据地的阴暗面。再次，他认为，知识分子要成熟的唯一途径就是与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这本来不是件坏事，但是走到极端后，体力劳动就成了对知识分子的体罚形式。他还肆无忌惮地取笑那些脱离中国生活实际的知识分子，他认为，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非常无知，还不及工人或农民懂得多。看看毛是如何说的：“书没有长腿，你可以随意打开合上。读书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比大师傅做饭要容易得多，比屠夫杀猪容易得多。猪有腿能跑，他必须捉住这头猪，他杀猪，猪会叫。放在桌上的书不会跑，你可以随意翻它，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吗？ 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点。”
但是，如果把延安时代毛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作为他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败笔也是不公允的。客观的说，不少延安时代的知识分子正是在毛理论的指导下，改变了自己思考问题的方法，改变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方法，最后才有了事业上的成就，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毛是钦佩之至的。我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在毛当权时对毛极尽阿谀奉承，在毛去世后又大放厥词的所谓知识分子。这种人毫无品行而言。至于，毛在《学习与时局》一文中，对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群体的所谓“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种种毛病的分析，现在看来还是颇有道理的。
狗年春节就要结束了，现在是初七的凌晨，我的这几个小文章也该封笔了。延安，革命的圣地，共和国的摇篮，这里有着多少精华可以汲取，有着多少宝贝可供发掘。只要我还研究领导科学与领导艺术，只要我的研究还基于中国领导者的现实，只要我还以为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做点微薄的贡献为己任，延安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研究主题，是一笔宝贵的研究资源。待有机会再次到延安朝圣后再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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